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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管濤:經濟下行不等同于經濟停滯

      2019年12月3日,江西吉安,無人機航拍泰和縣萬合鎮前進村光伏發電項目,藍色的光伏板成弧形連片排列,蔚為壯觀。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

      文 | 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、董輔礽講座教授 管濤

      中國經濟下行是不爭的事實。官方對此并不諱言。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、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預測,2019年,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值將略高于6%,而2020年將略低于6%。有人預言,未來中國經濟增速還會下臺階,不久就可能見到5%、4%甚至3%。這加重了市場的看空情緒,“滯脹”或“類滯脹”的概念甚囂塵上。

      潛在GDP與潛在經濟增長的基本概念

      首先,如果一個經濟體經濟增長在5%—6%、通貨膨脹在3%—4%,且連續十多年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名列前茅,那么,相信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體,包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,都會對這種“滯脹”舉雙手歡迎。其次,正如匯率的高估還是低估是指市場匯率相對于均衡匯率的偏離,而非上升就是高估下跌就是低估,直接將經濟放緩視同經濟停滯,恐怕有失嚴謹甚至有違常識。

      GDP(即國內生產總值)是一個經濟體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最終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值總和。潛在GDP則是指一個經濟體充分利用其生產要素能夠生產出的GDP。由于生產要素中機器、設備、土地等是否被充分利用難以測算,而勞動力被利用的狀況則較為容易計算,因此,潛在GDP也被定義為充分就業條件下所實現的產出。當勞動力資源被充分利用即實現充分就業以后,也意味著其他生產要素也被充分利用;而如果經濟中存在嚴重失業,也一定意味著其他生產要素存在大量閑置。潛在GDP的增加就是潛在經濟增長。

      潛在GDP與實際GDP的偏離反映了經濟周期:如果實際GDP大于潛在GDP,那么經濟處于高漲(正產出缺口)期,就會有通脹壓力;如果實際GDP小于潛在GDP,那么經濟則處于衰退(負產出缺口)期,就會有失業的壓力。潛在GDP是由資本投入和技術水平決定的,增長趨勢比較穩定;實際GDP則隨商業周期而波動。當實際GDP較大幅度偏離潛在GDP時,就會出現經濟波動。

      據IMF預測,2019年美國經濟增長將從上年的2.9%降至2.4%,回落0.5個百分點(中國從6.6%降至6.1%,也是降0.5個百分點)。然而,美國政府仍很滿意其經濟表現,美股也是屢創新高。因為盡管經濟下行,但美國潛在經濟增長約為2%,實際增長與之相近。特別是實際GDP自2017年第四季度起,持續高于潛在GDP;失業率自2017年第二季度起,持續低于短期自然失業率,目前尚不到4%(見圖1);核心通脹不到2%,也低于美聯儲的通脹調控目標。

     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有其必然性

      從日本和亞洲“四小龍”的經驗看,都在經濟起飛、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,實際GDP增速從10%左右下滑(見圖2)。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,正是中國經濟“新常態”的一個重要特征。在這種“新常態”下,由于基數效應,經濟增速雖然放緩,但實際增量依然可觀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,未來5年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。

      中國經濟放緩主要有以下原因:一是經濟增長動能從制造業和投資驅動轉向服務業和消費主導,而后者勞動效率較低、技術進步較慢;二是人口老齡化,以勞動力供給數量和成本優勢體現的人口紅利逐漸消退;三是前期投資率較高,國內資本存量增多,也拖累了經濟增長等。這也就是說,由于上述情況的發生,中國潛在經濟增長本身就已開始下行。此時,實際GDP增速的下行,不一定意味著就業不足和經濟衰退。

      厘清這個問題很重要。1985年廣場協議后,日元匯率大幅升值。在此背景下,1986年日本實際GDP增長從上年的5.2%降至3.3%。1987年,日本政府采取了財政貨幣刺激,當年增長4.7%,次年增長6.8%;但此后又重新下行,到1991年降至3.4%。其時,正值日本的人均GDP步入高收入階段,潛在經濟增長遂開始下臺階,從中高速增長轉向中低速增長。一方面,“強刺激”加劇了制造業的產能過剩,延緩了日美貿易的再平衡進程(故資產泡沫破滅后,美國繼續施壓日元匯率升值,1995年日元兌美元一度升至80比1);另一方面,流動性過剩又推高了資產價格,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,日本股市和樓市泡沫先后破滅,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和長期經濟停滯。

      分析中國經濟下行相對潛在經濟增長的偏離狀況很關鍵

      中國沒有公開的對中國潛在GDP及潛在經濟增長的官方估算和預測。從學術界的研究看,結果差異較大。如:社科院蔡昉和陸旸2015年估算的2019和2020年的中國潛在經濟增長分別為6.0%—6.5%和5.8%—6.4%;社科院數量所李平和婁峰2015年的研究結果是,“十三五”期間(2016年—2020年)年均增長在6.4%—7.2%,“十四五”期間(2021年—2025年)年均增長在5.7%—6.6%;清華大學白重恩和張瓊2017年的研究表明,“十三五”期間為6.36%,“十四五”期間為5.57%,“十五五”期間(2026年—2030年)為4.86%,“十六五”期間(2031年—2035年)為3.97%,到“十九五”期間(2046年—2050年)降至2.85%。

      如果按照IMF的預測,2019和2020年我國經濟增長分別為6.1%和5.8%,則2016年—2019年的經濟年均增長為6.4%。這較“十二五”期間(2011年—2015年)的7.9%低了1.5個百分點,但仍處于前述專家預測的潛在經濟增長區間。果真如此,則當前經濟放緩就不是大問題。

      以下事實可以為前述判斷提供進一步的支持。一是IMF與中國2019年第四條款磋商的結論是,人民幣匯率的表現與中期經濟基本面相一致,既沒被高估也沒被低估,即匯率處于均衡水平。而均衡匯率是經濟對內與對外同時處于均衡狀態時所對應的水平。所謂經濟對內均衡是經濟增長、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,對外均衡就是國際收支平衡。二是中國央行在《2019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》專欄分析中指出,當前國內總供求大體平衡,不存在持續通脹或通縮的基礎。三是2019年前10個月我國新增就業人數為1193萬,提前2個月完成全年就業目標;10月份,就業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間46.8個小時,環比和同比分別增加了0.1和0.7個小時。

      由此不難理解,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加大,中國政府為何一直強調避免大水漫灌,而是一再重申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,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,宏觀調控的預調微調只著眼于逆周期調節,以穩定總需求。

      這方面,中國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教訓殷鑒不遠。當時,宏觀調控從“防過熱、防通脹”突然轉向危機應對的“強刺激”模式,短期內極大提振了市場信心,促成了經濟回升;但中長期看,則加劇了經濟結構扭曲,并導致“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”的出現。如果沒有2008至2010年的強刺激,以致2009到2011年實際經濟增長遠高于政府預期目標(見圖3),而是按照年均8.6%的速度平穩增長,在不考慮潛在經濟增長對于實際經濟運行約束的情況下,現在資源錯配、經濟失衡的矛盾會輕很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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